对话大松山墓群考古领队周必素： 4000件文物见证古时贵州的和谐富庶

  原标题：对话大松山墓群考古领队周必素： 4000件文物见证古时贵州的和谐富庶

  两晋到宋元明时期黔中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3月30日，在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媒体集中采访活动中，考古项目领队周必素对话媒体，讲述了文物研究中极具生活气息的考古“新发现”。

  走进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临时库房，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整齐排列，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馆。截至今年1月，大松山墓群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文物类别涵盖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其中不乏如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等。

  这些文物中，不少文物的“身世之谜”有待解开。但考古团队通过专业研究和分析，已窥见一角。

  “这次发掘的文物主要是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特别接地气，很有生活味。”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大松山墓群考古领队周必素说，生活用具方面，主要是墓主生前所使用的生活用品，去世后随墓主一起埋葬。“这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即墓主希望死后，还能过上生前一样的生活。”

  装饰品方面，主要出土于女性的墓葬中，有头饰、项饰、手饰、衣服的挂饰等。“虽然金饰品不是很多，但珠子、铜、银、锡等材质的装饰品十分丰富。这些墓葬都是平民墓，却有这么多精美的饰品，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应该到达‘小康’了。”周必素说，“我们在与业界同仁交流中得知，中原地区的不少平民墓出土器物极少，材质也相对普通。但大松山墓群的不少墓葬里有几件甚至几十件精美文物，这说明当时黔中地区的老百姓并非‘人无三分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还特别爱美。”

  大松山墓群出土装饰品中的珠饰，晚期珠主要产自国内，早期珠则大多数来源于域外。

  采访中，周必素拿起一串精美的珠子进行了讲解。“通过对珠子的材质进行仔细的检测发现是纳钙玻璃，其制作流程与工艺使用的是拉制法，可以明确判断它是来自东南亚或南亚地区，这说明当时黔中地区直接或者间接地和域外进行了贸易往来。”在周必素看来，这和过去的研究是一致的，因为地处黔中腹地的贵安新区，一直以来都处于中国西南出海的一个交通枢纽位置上。“贵安新区马场镇大松山附近之所以能发现这么多重要的墓葬，也和贵安新区处于这样一个交通枢纽位置和文化、商贸往来的一个交汇地带是紧密关联的。”

  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分析时，考古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持续1400余年，而且是处在西南地区一个多族群聚集的地区，但墓葬里除了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以外，没有一件兵器。”周必素说，在感到惊讶之余，考古团队通过深入分析，认为在这个区域1400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较为稳定、和谐和团结的。

  周必素解释，在两晋南朝时期，中央对边疆地区实行郡县制管理，宋代实行羁縻制，元、明时期则是土司制。虽然跨越了不同制度的管理阶段，但从大松山墓群的社会和谐及稳定发展的情况去看，无论是郡县制还是羁縻土司制度，当时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稳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透物见人、透物见史。在周必素看来，虽然本次发掘的墓葬都是平民墓，出土器物也不是十分震撼，但一件件“小器物”却书写着“大历史”，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历史厚度。

  “通过这些‘小器物’，我们正真看到的是西南边疆地区历史的发展以及中央对于边疆地区管理的有效性；看到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形成、发展和筑牢的这一过程。看到的是贵州的底蕴，悠久的人类历史，和厚重的文化，这将有利于贵州树立文化自信。”周必素说。